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要决策，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项生动实践。近年来，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各地立足自身实际积极实践探索，形成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在日前举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浙江论坛上，众多专家领导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路径。
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更多体现机制的创新
97.21，这是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指数，与2022年度的90.92相比又有所上升。在11个设区市中，杭州市、嘉兴市、丽水市位列前三位。这一指数涵盖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4个维度，设立了6项一级指标、15项二级指标、27项三级指标，对地市减污降碳工作成效和措施进展进行定量化跟踪、评估、反馈，及时发现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为相关部门持续完成减污降碳工作提供决策指引。
“近年来，浙江省大力推进全国首个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建设，率先发布减污降碳协同指数，对11个设区市减污降碳成效进行量化评价，评价结果作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和美丽浙江建设考核的重要依据，成为牵引绿色低碳转型的牛鼻子。”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王以淼说。
2022年6月，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对这项工作进行了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按照部署，生态环境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城市和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据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裴晓菲介绍，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分两批发布了北京、浙江、安徽、福建等12个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25个实践案例，内容包括城市、产业园区、典型企业和政策机制等多个层面，涵盖能源、工业、交通、农业等重点领域。
目前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生态产业等方面已有相关试点，为什么还要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减污降碳协同部主任李丽平认为，一方面，原有试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的体现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减污降碳协同创新更多体现机制的创新，因为在实现双碳目标和环境质量改善双任务的情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刻变革，不仅是技术手段，管理、制度都需要深刻变革。“产业园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的重点在于创新管理机制、找准协同路径，持续提升协同成效。创新管理机制要求园区将减污降碳协同理念融入建设运营、企业入园和退出管理中，谋划搭建园区污碳协同管理平台，探索建立污碳协同控制机制，是有别于绿色、低碳、循环、生态等类型园区的内容。”
积极试点带来宝贵经验
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是改变传统低效高碳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激发经济增长绿色动能的有效途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有效降低整体治理成本的必然选择。
作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浙江省深入开展政策创新、模式创新，形成了区域创新、城市创新、园区创新、标杆项目等经验做法和试点成果，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借鉴。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工业大学校长高翔介绍，他所负责的白马湖实验室要聚焦能源和碳中和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大力推动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来引领、示范带动能源科技的创新。“中国能源体系正在进行绿色低碳转型，面临很多压力。世界各国都在制定政策推动能源科技创新，打造高能级平台是推动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的关键。”
在金融模式创新方面，浙江同样有很多实践。据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周国模介绍，安吉县利用竹林碳汇作为杠杆，撬动政策性银行低息贷款，支持竹产业创新发展，实现竹林增汇、竹农增收、竹企增产、竹乡美丽，打造高质量增汇共富与乡村振兴示范样板。目前，已经获得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集团联合授信贷款115亿元，现在已到位62亿元。
据介绍，浙江省从城市、园区、企业等多层级多领域推进346个减污降碳协同试点项目，累计开展1329个低零碳镇街、社区建设，推动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竹林碳汇交易、海洋蓝碳交易，以点带面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
王以淼表示，浙江省将放大试点示范效应，推动降碳和减污一体协同，切实发挥降碳行动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源头牵引作用，加快构建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监管、一体考评的减污降碳协同工作体系。同时，还将抓住生态环境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窗口期”，积极推动从“部门科技”向“领域科技”转变。建设高能级平台，积极构建国家—区域—省市协同创新机制，形成以部级重点实验室为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为节点、省级企业研究院为触角的科创平台网络体系。
“制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清单，强化储能、捕碳、降耗等绿色低碳技术攻关。依托全国首个生态环境‘大脑’，持续迭代‘减污降碳在线’等应用场景，加快研究建立本土化碳足迹因子库，实现全方位源头追溯、全生命周期数据获取、全过程质量控制，精准识别碳排放重点环节，靶向推进技术减排，引导全面转入绿色生产、绿色贸易、绿色消费。”王以淼说。
聚集重点领域，注重创新引领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协同的理念共识还不够，存在着减污降碳独立化、简单化的思维；协同治理的路径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缺少可借鉴的有效模式；协同的政策措施有待于进一步融合，激励性的政策机制比较缺乏；协同技术的整体效益和措施还不明确，尤其是增效难以体现难以量化。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统筹短期与长期、重点与全局，以优化治理路径为重点，以结构调整、布局优化为关键，以政策协同、机制创新为手段，坚持系统观念，突出协同增效，聚集重点领域，注重创新引领，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实施方案。”裴晓菲说。
王以淼说：“浙江将放大共富先行效应，推动保护和转化双向奔赴。我们不仅要把高品质的‘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富’，还要让金山银山更好地反哺绿水青山，使生态高颜值和经济高价值互促共进、相得益彰。”同时，放大制度集成效应，推动资源和需求精准匹配，放大共建共享效应，推动约束和内驱两手发力。“我们要推动形成全链条的绿色低碳导向制度机制，在污染排放、环境承载、经济发展等多目标平衡中寻求最优解。”王以淼说，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内与外的有机统一，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激活多元主体行动自觉，才能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强大合力。